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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可持續發展能力現狀與提升措施
添加時間:2019-08-13

  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短板剖析及應對策略——以天津為例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 經濟周期性演變、競爭對手出現、技術革新等帶來的沖擊和挑戰交織出現, 天津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面臨重重考驗, 本文立足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從天津經濟發展韌性水平、產業轉型升級能力、經濟內生增長能力、綠色發展水平四個方面, 深度剖析天津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短板, 并提出應對策略。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經濟韌性; 產業轉型;

  作者簡介: 王子誠 (1973—) , 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郵編:300308;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之一,在經濟學范疇內考察可持續發展能力包含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具有韌性,即能夠有效抵御危機或從危機中盡快復蘇,從而使經濟具有穩定性;二是經濟結構能不斷實現轉型升級,促進新舊動能有效轉換,從而持續激發經濟發展動力;三是經濟具有內生增長動力,轉變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依賴區域外部刺激的方式;四是能減少經濟活動造成的環境壓力,在保護環境和資源永續利用的條件下進行經濟建設。

  一、天津經濟發展韌性水平分析

  經濟韌性主要體現在:一是抵御沖擊、吸收沖擊的能力。二是沖擊后恢復的速度和程度,區域經濟抵御沖擊的能力也與其恢復的速度和程度存在一定關系。三是區域經濟系統在沖擊后重新整合內部資源、調整自身結構,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四是在遭受經濟沖擊(衰退)后改變原先的增長路徑,創造新的經濟路徑,實現經濟穩定增長。

  (一)天津經濟發展韌性有待于進一步增強

  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是實現區域經濟韌性的主要路徑,也是區域經濟具有韌性的突出表現,是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命題。經濟波動系數則是一個地區或城市經濟韌性度的直觀反映。從經濟波動系數來看,2000—2017年天津經濟波動幅度高于其他四個城市,其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天津經濟波動幅度明顯加大(見表1),這表明天津的經濟發展韌性水平不強,且呈下降態勢。

  (二)天津經濟發展韌性短板剖析

  天津經濟韌性不強是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近兩年天津經濟增速下降,也與天津經濟發展的內在問題和客觀規律密切相關。

  1. 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弊端逐步顯現

  天津經濟長期依賴于土地等要素投入及外源動力,城市經濟的內生動力未得到有效培育,未形成內、外源協同發展的態勢。隨著天津大量投資的增加,投資帶來的經濟效益呈遞減趨勢,導致經濟效率低下,甚至產生擠出效應,衍生出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等問題。經濟增長的效益水平不高,居民勞動收入報酬占GDP比重較低,造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消費拉動作用不明顯。

  2. 產業結構調而不優,升級態勢尚不明晰

  天津產業結構雖已進入三二一階段,但工業產成品出口占比較大,易受國際之間匯率和價格的變化影響,并且存在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增長乏力、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科技體制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等問題。另外,重化工業在工業結構中占比偏高,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負擔。盡管第三產業占比最高,但產業鏈條短且關聯性不強,缺乏重新組織資源的能力,對經濟結構改善、制造業轉型升級有效支撐不足。

  3. 轉型經濟與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

  各經濟類型活力釋放不充分,質量型發展方式尚未形成,經濟缺少自我調節能力。大型國企和央企已走向改制和清退,但企業高質量發展模式尚未建立,民營經濟規模偏小偏弱、支撐不足。政府政策制定和實施針對性不強、一致性缺乏,且具有滯后性,“相機抉擇”的質量不高,導致實體經濟不能對政府政策調整有較為清晰的判斷。

  市場對需求的導向作用不能完全發揮作用,導致債務激增、風險積累,稀釋了未來經濟潛力,并且加大了地方財政和企業的杠桿,使得整個經濟系統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并不充分,經濟體系自我調節能力不足,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和作用邊界模糊,缺乏解決市場掣肘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的配套改革。

  表1 2000-2017年五個國內重點城市經濟波動系數    

  

  二、天津產業轉型升級能力分析

  產業轉型升級不僅能夠節約資源和能源,保護生態環境,還有利于提高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升產業關聯度和附加價值等,制造業和服務業轉型升級能力是天津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重要組成。

  (一)制造業轉型升級緩慢

  從制造業內部結構來看,代表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方向的先進制造業在工業結構中占比波動明顯,特別是2009以來出現大幅下降后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見圖1)。資源性產業在制造業結構變動中一直高于先進制造業和傳統制造業,直到2015年以后才低于二者。傳統制造業在制造業結構中長期低于資源性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在2012年以來呈現穩步提高,到2015年開始大于二者(見圖2),制造業結構變化過程說明天津制造業轉型升級步伐相對緩慢。

  (二)制造業轉型升級短板剖析

  1. 傳統制造業路徑依賴明顯

  傳統制造業具有成本優勢和周期優勢,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在天津工業經濟中形成了顯著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進一步造成產能過剩和競爭能力弱化,錯失轉型升級的動力和機遇。

  2. 先進制造業創新體系不健全

  天津制造業整體上處于“微笑曲線”底部,即產業鏈中下游,較多依賴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缺少對資源整合利用的能力,產業附加價值較低。先進制造業發展環境亟待優化,高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短缺,企業綜合成本負擔較重,企業普遍存在研發投入低、創新能力不強的問題。

  (三)服務業轉型升級形勢迫切

  近年來,天津服務業發展取得較大成就,服務產品從供給稀缺走向相對豐富,服務業新經濟業態不斷涌現。2017年,服務業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85.5%,但與國內服務業發達城市相比,天津服務業還存在較大差距。從結構上看,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受政策制度創新的有效激勵,產業規模迅速擴大,金融業和科技服務業在創新政策的推動下也逐步壯大,但其他服務行業在第三產業結構中的變動趨勢與預期差距較大,特別是物流業表現為持續下滑的狀態(見圖3)。

 

  圖1 2004—2016年天津  

 

  圖2 2004—2016年天津工業內部結構指數變動軌跡 

  (四)服務業轉型升級短板剖析

  1. 生產性服務業被“低端鎖定”

  生產性服務業在服務業中的占比逐步下降(見圖4),且內部發展尚不平衡。很多企業是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服務的層次和技術含量偏低,生產性服務業知識外溢水平較低,與制造業的融合程度不高。

  2. 服務行業專業化水平有待提升

  服務行業標準不完善、不健全,專業化程度不高,國際化程度較低,缺乏高端服務、復合型服務、個性化服務。部分核心技術多集中于高校或科研機構,成果轉化周期長、轉化率低;部分傳統服務領域尚未形成社會化、集約化、產業化的良性循環,一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雖然得到政策的支持,但多數是有學術研究背景的中小企業,成長速度緩慢,發展不穩定。

  3。 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有待提高

  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不高,諸多領域依然存在嚴重的行政管制和壟斷,社會資本利用不充分,服務業市場公平競爭的基本格局尚未形成。服務業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創新的“碎片化”問題嚴重,缺乏統一、有效、操作性強的賦權—免責機制。

  三、天津經濟內生增長能力分析

  內生增長理論為分析可持續發展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將創新與知識增長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參考因素,較為準確地解釋了知識經濟環境下經濟發展的規律,為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提供了參考,尤其是對天津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經濟和技術政策有較大指導意義。

  (一)經濟增長內生驅動不強

  內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系統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積累為驅動的增長。為實現正的內生增長,知識生產部門的增規模回報的強度與物質資本在知識生產中的彈性貢獻率成正向相關關系,知識生產部門的增規模強度越接近實現正增長的臨界值,內生增長率越高。

 

  圖3 2005—2017年天津第三產業內部結構變動指數  

 

  圖4 2004—2017年生產性服務業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變化趨勢  

  天津經濟增長模式屬于典型的投資驅動模式,1978年以來,固定資本的投入產出彈性達到0.9586,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在0.0413,物質資本積累驅動增長的特征明顯。而天津實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制造業,更多體現為產品生產追求規模增加,忽視了知識生產作為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忽視了人力資本投資作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產物。

  (二)經濟內生增長能力短板剖析

  1. 創新體制機制不健全

  知識管理、科技創新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有待進一步加深。地方政府在創新和知識增長方面的干預措施不足且針對性不強,知識產權保護措施不足,人力資本投入欠缺,創新主體的補償機制不健全。加之重大、高端、開放的科技基礎設施布局不足,尚未形成協同創新、引領創新的局面。

  2。 創新人才資源不充足

  對內對外開放的層級和深度不夠。城市包容性有待提升,人力資本流動機制尚不健全,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環境還不夠優越,人力資本利用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國際貿易與其對應知識和人才的國際流動不緊密,對外交往寬度和廣度亟待加深。

  四、天津經濟綠色發展水平分析

  綠色發展是時代命題,發展綠色經濟是現階段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綠色發展的核心是將資源環境視為內生增長因素,通過轉變發展的動力機制和方式,解決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用高質量發展的理念來構建共同、協調、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一)經濟綠色發展績效不顯著

  近年來,天津積極落實新發展理念,積極推進綠色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6年至2015年,在京津冀區域發展中,天津綠色發展指數維持在0。42~0。47之間,均值為0。42,與北京綠色發展指數維持在0。52~0。7之間,均值約0。61,差距明顯。2018年,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公布了綠色GDP核算3。0版本《中國經濟生態生產總值核算研究報告2015》,其中公布的天津GEEP,即“經濟生態生產總值”在全國31省市中排名第28位,GEEP排名相比GDP排名降序幅度在10位以上。

  (二)經濟綠色發展短板剖析

  1. 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溢出效益低

  第二產業具有明顯的粗放型特征,內部結構不合理,高能源效益產業比重相對較低,造成資源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服務業平均影子價格逐步提升,潛在成本越來越高,服務業減排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科技創新驅動發展不足,投入產出模式革新較慢,綠色投資偏低,對綠色發展支撐不足。

  2. 能源消耗結構不合理

  天津市能源消耗結構中的煤炭和石化能源消費比重一直較高,天津能源需求存在剛性,能源技術水平相對落后,資源利用效率較低,清潔能源供給制約因素較多。

  3。 環境治理缺乏長效機制

  較多注重短期目標和末端治理,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尚不完善,區域間良性競爭效應和區域間產業升級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尚未形成,公眾生態行為、綠色生活方式普及、深化程度較低。另外,稅收競爭的存在導致稅收政策難以實現對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的矯正。

  五、提升天津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應對策略

  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反映的是城市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未來發展的潛力。針對天津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各項短板對應施策,對于提升天津經濟發展水平,挖潛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一)提高天津經濟韌性

  第一,加快轉變傳統投資驅動模式,注重培育從“知識形態”的科技創新到制度政策、經營模式等產業環境層面綜合創新的轉變,引導實體經濟從債務驅動型、現金流消耗型向自主創新轉變。增強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穩定的良性互動,使之同時具備較強的適應性(專業化的高效率經濟體系)和適應能力(各主體實現交流和創新并演化到其他產業路徑的能力),增強技術關聯度和復雜度,注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結構的變動有效銜接和同步升級,創新發展路徑。

  第二,有效甄別新興戰略產業發展內容和模式,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模式,積極塑造品牌,提升產品競爭力,鼓勵并創新全球產業鏈合作模式;保障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增加有效消費需求;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培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強城市基礎設施與綜合承載能力建設,增強城市職—住等功能空間的高效動態聯系。

  第三,提升經濟韌性管理水平,建立相關的制度、制定技術和管理標準并確保有效實施,強化經濟主體的預期管理,增強市場敏感程度,發揮市場機制的“內在穩定器”效應。建立財政體制的內生約束機制,為企業創造出更廣闊和更具包容性的發展環境和成長空間,尤其是解決好服務、基礎設施和制度性短板,提升供給體系的適應力和創新性。

  (二)加強產業轉型升級

  第一,加強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精準定位天津制造業新興技術,大力發展戰略性制造業,打造世界先進制造業集群,堅持標準先行提高制造業競爭力,加快培育國內外知名自主品牌。推動制造業綠色發展,實施綠色制造工程。推動產業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轉型,在大數據、云計算等高科技的支持下有序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以制造業服務化為依托推動制造業供需匹配,促進產業融合、協同升級,實現價值鏈兩端共同提升。

  第二,優化服務業發展結構,加快服務業短板的有效投資,鼓勵傳統服務業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行業深度融合,創新商業模式,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規范且操作性強的服務標準,提升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強化產城融合和產業融合深度和廣度,形成產業升級與城市發展質量提升相互促進的局面。加快推進服務業領域產權和要素市場建設,契合服務業發展環境的重大變化,統籌推進突破服務業體制機制約束和政策障礙。

  (三)提升經濟內生增長

  第一,積極布局并明確新一輪科技產業發展重點,引導高端產業發展,提高投資效益和產業支撐能力,創新科技體制機制。建立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勵保障、服務監管等長效機制,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

  第二,系統布局一批高水平創新平臺,夯實創新基礎,提高科技創新、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促進生產要素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健全人力資本流動機制政策制度創新,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促進創新。

  (四)積極推進綠色發展

  1。 有效引導微觀經濟主體向綠色生產轉型升級,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擴大高質量綠色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提倡綠色生態消費的理念,健全綠色消費政策體系,引導生活方式向綠色適度消費轉型。

  2. 有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綠色新興產業發展和能源消費結構綠色化,切實提高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在質量。

  3。 增強政府在綠色發展中職能的提升與轉變,建立和健全綠色發展的制度和法律體系,明確長效實施機制,加強區域協同治理,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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